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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人艺70周年莫言首次回应:《北海道的人》是否上演

2022-06-17 19:41:1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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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月15日,纪念北京人艺建院70周年学术论坛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·曹禺剧场隆重举行。来自文学界、戏剧界、人文社科界的25位专家学者代表汇聚一堂,其中莫言、刘恒、何冀平、廖奔、曹林等5位专家线上参会,共同为新时代北京人艺的发展建言献策,这也是纪念北京人艺建院70周年系列活动的重要活动之一。

论坛由北京人艺副院长冯远征主持,共分为三个专题:“作家与剧院”、“经典与时代”、“剧场与城市”。其中,“作家与剧院”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宋宝珍主持。


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党组书记、驻会副主席陈彦,以“游动的大鲸”为题做发言。“在我的印象当中,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就是游动在深海中的一条大鲸。从容而淡定,悠游而自信,无论戏剧文学、演剧风格还是丰富多彩的戏剧美学探索,都呈现出既有异峰突起,又有高度综合性的整体勃发态势。70年过去,水盆显影一般越发清晰起来。剧院始终善于在历史中勘探现实需求,也善于在现实中整体把握历史的脉动与朝向,并能从人类的演剧创作结晶中汲取广普的美学与精神营养,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价值追求和生命样貌的形塑。首先向剧院表示致敬。”


“话剧就是写对话。把对话写好,话剧就站起来了。”

作家莫言身在家乡山东高密。他先就感慨,这两天一直在线上关注人艺70周年庆祝系列活动,尤其看到前几天网络上的活动有五千万人参加,令人震撼。“说明话剧的观众和喜爱者数量越来越多,也说明北京人艺在全国的话剧爱好者、戏剧爱好者,以及文学爱好者,以及普通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。作为一个跟北京人艺有过一段合作关系的一个写作者,感觉到与有荣焉,非常荣幸。”

由莫言编剧、任鸣导演,北京人艺青年演员王斑、宋轶等主演《我们的荆轲》,是北京人艺2011年首部原创大剧场剧目。以下为莫言的发言实录,有字句调整及删减。

北京人艺70周年|莫言:称我“一个写剧本的人”,此生圆满

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70周年以来,为我们国家、人民奉献了无数好戏,可以说是好戏连台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剧作,一直热切关注国家的发展和现实生活,与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劳动、生活密切相关,与人民的情感紧密相连,说出了老百姓想说没有说出的话,表演出来老百姓想表演没有表演的姿态,这些丰功伟绩历历在目。所有中国话剧爱好者、中国观众心里都有对人艺的一个高度评价。

我对话剧虽然是门外汉,但一直是近乎痴迷的热爱者。我曾经说过50多年前,当我初次拿起《李白》学习写作的时候,我写的不是小说,而是一部话剧,当然这部话剧后来也没有上演,原稿因为我羞于再见到它,就把它扔到火炉焚毁了,现在看也是遗憾,没准现在还有一定价值,可能再上演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,改革开放初期,我之所以用话剧开启自己学习写作的道路,是因为观看了上海的话剧《云雾深处》,以及从我的部队图书馆阅读到了郭沫若先生、曹禺先生的剧目,还有莎士比亚的剧本,使我对话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我感觉到话剧是说话的艺术,也是语言的艺术,这跟文化水平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。在我的乡村生活经验中,很多妙语连珠、出口成章的人,实际上并没有上多少学,有的甚至还是文盲,村子里最会说话的人,往往是没有读过书的人。这不由的让我产生一种思索,就是人的语言首先是跟生活经验密切相关,未必先跟文字建立某种关系,这也坚定了我写作的信念。因为我是个只认识几百个字、来自农村的青年。刚开始不要写小说了,学着写话剧吧。当然这是我半认真、半开玩笑的说法,后来我在部队里还是慢慢地开始学文化,多认识了几个字,现在认字大概三千字左右,已经足够用了。

总而言之,我始终认为话剧就是写对话,把对话写好,话剧就站起来了。对话写不好,就可能是别的剧。

对于中国的小说家来讲,跟话剧有一种天然内在联系。中国古典文学、古典小说的看家本领就是白描,没有像西方文学那么多的心理描写,也没有什么意识流的描写。当然,有梦境的描写,但我们更多地是依靠人物语言、动作、行为来塑造人物的性格,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。所以我想中国的小说家跟话剧,与西方的小说家跟话剧相比更没有障碍,更容易转行。当然我一直在写小说,可关于话剧梦想,想成为剧作家的梦想,一直没有破灭。

1996年之后,我开始学习写话剧,先写《霸王别姬》,后来又跟人艺合作写了《我们的荆轲》。现在回头来看,当然话剧有我自己一些感受,更多的是遗憾。2019年,我跟北京师范大学几位同事,第二次来到英国莎士比亚的故乡,那天下着很大的雨,但来到莎士比亚旧居参观的人络绎不绝,跟我上次来的感受一样。来到英国的人,如果没去过莎士比亚的故乡,仿佛是一个巨大的缺憾,不管是什么样恶劣的天气,都有人前来瞻仰、参观。我在这样一个地方,对我们同行说,我要用后半生的时间,努力地完成一个从小说家到剧作家的转变,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创作,会使人们对我的称呼加上一个定语,就是他是一个剧作家,或者他是一个写剧本的人。这就会让我感觉到此生非常圆满。

我今年一直在构思几个剧本,我想我的剧本未必能够适合人艺搬上舞台,未必能够在别的剧院搬上舞台,但我想还是要写出来,写出来自我欣赏也可以。我想好多话剧剧本首先应该是一个文学作品,即便不搬上舞台,纯粹的阅读,也会对读者带来很多的艺术享受,因为话剧是语言的艺术,剧本是文学,产生话剧才是表演的艺术。

北京人艺的好话,大家说的太多了,不多说了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毫无疑问有足够的老本可吃,但我也希望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要吃老本,更要立新功。

“我把剧院当做自己语言创造的检验所、实验所”

作家、北京人艺荣誉编剧刘恒此次也是线上发言,“隔着屏幕跟大家交流,可能会有一些障碍,希望我的表达能够完整地传递我的一些想法,首先向伟大的人艺表示祝贺。一个剧院在70年的时间里,能够走到这一步,我觉得在中国文化界绝无仅有,它的地位和取得辉煌成就,以及未来的发展情景,都是非常值得期待,而且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文化上的享受。”

2009年,新中国六十周年华诞。由刘恒编剧、林兆华导演,何冰、宋丹丹、濮存昕、杨立新、徐帆等主演的《窝头会馆》,作为献礼剧目上演。以下为刘恒的发言实录,有字句调整及删减。


我和剧院的关系就是一个受惠者,向施惠于我的剧院表达感恩之情,我的不成熟的文字经过伟大的剧院和伟大的艺术家们的创造,在观众那里产生了超出我个人预料的好的反馈,我那些干巴巴的在纸上趴着的文字,经过你们的表演活跃起来,变得有血有肉,变得生动,变得意味深长,我要向大家表示我衷心的谢意。

如果作家和剧院的关系,在我心目当中有答案的话,我觉得可能有三个象征性的比喻:一是我把它视为我的语言检验所。当我在纸上用台词来刻画人物的时候,实际上是我自己在代替那个人物发出声音,用它说的话表达一些我认为有价值的内容。文字在纸上的时候没有声音,只有到了剧院,通过不同的演员,通过不同的角色发出的声音,有的是我所期待的,有的则完全超出我自己的期待。

我的语言创造,最后达到什么结果?主要是诉诸听觉。我觉得在剧院里,我自己的看法可能不太准确,我觉得视觉都是次要的,听觉极其重要——哪怕坐在最后一排,看不清演员的脸,看不清具体的身材,但他的台词我能听清楚,我通过我的听觉来接触这个人物的内心,接触他的灵魂。这种享受只有在剧院,其他地方你得不到,所以我把剧院当做自己语言创造的一个检验所、实验所,它会给我们一些出乎意料的答案,让我来修正自己的创作。

二是我把它比作我的伊甸园。可能这话有点洋气,按照中国的说法说成世外桃源也可以。我自己的创作像一颗种子一样,在伊甸园里被培育、发芽、成长、结果,而且也有春夏秋冬。如果我的比喻恰当的话,我觉得每一场演出都是这个种子的一个轮回,在开幕的时候,它被播种下去,当落幕的时候,果实已经呈现给观众了。所以每次演出都是一次成长的过程,这个感觉非常幸福。我创造了一个种子,这个种子是不死的,而且是可以被反复利用的,我觉得这个只有在伊甸园里,在世外桃源里才能发生,在真实的生活当中不可能发生,所以这个对创作者是极大的回报和鼓舞。

三是我觉得对于作家来说,一个伟大的剧院就是一个名人堂,如果我们的创作能够达到一定的水准,有它值得信赖的一个深度,而且有持久的生命力,在这种情况之下,创作者的名字会在这个名人堂的角落里占一个位置,我希望我创作的作品,虽然微不足道,但我期待着伟大的演员们、伟大的导演们,伟大的管理者、制作者,伟大的舞台的各个行业的工作者,我希望今后他们的培育能让这个作品在历史上留下一个深刻的痕迹。

在这个铭刻的过程当中,我自己的身影也会在这个名人堂的角落里闪现,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鼓舞。创作者,我觉得付出了心血之后,都希望得到回报。我希望自己以后还能写出更好的作品,在这个名人堂里,在地板缝里,给我留一个位置,我哪怕像一粒灰尘一样,也要在名人堂里赖下去,享受它带给我的幸福感。

“把人艺办成学者型剧院,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”

郭启宏本就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一级编剧,兼任北京文联副主席、北京戏剧家协会主席。在北京人艺期间,他先后创作出《李白》、《杜甫》、《大讼师》、《天之骄子》等名剧。以下为郭启宏的发言实录,有字句调整及删减。

朋友们,我发言的题目叫"标配",这个词我是从网上学到的。多年以来,人们戏称北京人艺为“郭老曹”剧院,“郭”是郭沫若,“老”是老舍,“曹”是曹禺,三位都是剧作大家,他们的作品,比如《蔡文姬》、《茶馆》、《雷雨》、《日出》、《北京人》等等,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常演不衰,早已成为经典。


作家与剧院到底是什么关系?70年来,专家学者偃武修文数以千计,或者说是珊瑚玉树交相辉映,或者说强强联合相得益彰。这些说法可能有些老式,有点过时,但用“标配”我也不是很满意,那就表达其中的一个意思。

我是上世纪80年代到的人艺,那时剧院似乎已经过了如日中天的鼎盛时期,但还是为霞尚满天,望其项背深感余晖还在。那个时候管创作的是第一副院长于是之,我到人艺之后,他没给我派任务,只在闲聊的时候淡淡地说了句话,他说卡壳的时候,不妨聊一聊,或许对你有帮助。老爷子谦恭温良,我知道他私下里不喜欢剧作者指哪打哪。我听他说完了之后,酝酿了几十年的《李白》正在构思,我自觉地加快进度,半年之后,我带着初稿敲开他的办公室,他愣怔,《李白》,我来!

我本来就是个比较木讷的人,突然这一激灵,就抖了一机灵。我说这就是为你写的。我说这话多少有点夸张,因为我还不知道剧院到底是看上看不上。我剧中写的李白正处在暮年,他若想演那再好不过了。事后反思,我抖一机灵,后来一想为了创作,即使落得个人人品有点瑕疵,改正就完了。再说对方是君子,应该能够原谅。他说努力搞好本子,这是正途。

再过了一段时间,我到剧院,在走廊遇到了老于,他说中午别走,一块吃个工作餐。我当时一听,猜他大概想聊聊了。我进他屋之后,看到苏民导演已经坐在沙发上了,正在开啤酒,老苏乐呵呵开口了,说看过《李白》本子了,好,写得好!

我一听,估计老于多半是已经给老苏派活了。那一刻,我突然想起苏民老师跟我讲过一句话,院长、书记是干什么的?他说在人艺两个事儿,一个是厨子,一个是车夫,派车接艺术家——另一个厨子,让食堂多炒两个菜犒劳艺术家。他跟我说这话当年是曹禺还是赵起扬说的,记不清了。我一听这不正是印证了留着这顿工作餐的意思吗?就这样,老于喝了一口酒,掏出一本笔记,散页子,我一看写了十多页,有准备的。他这个笔记提纲很是丰富,从恩格斯写给敏娜·考茨基的信,到莎士比亚的信等都谈了,我很佩服他,他对中国的古今文人也很精通的。

于是之先生的笔记里,乃至台词的斟酌都推敲了,他写得很细,有的段落很具体,有细节,句子不能太空,太空了就不足以写出感情的跌宕,可以看到风格的文雅和粗俗等等。听他讲后,我说老于,服了你了。他散文写得很好,有篇散文(《祭母亲》)收进中学语文课本,写他妈妈,写得很好。

听到他谈了意见之后,我觉得我更得勤奋工作了。我们创作室一个同事王志安,王志安告诉我,有一次他跟老于到郊区什么地方开会,无意中拉开老于抽屉,抽屉里都是李白的书,他当时纳闷,老于开会带《李白》的书干吗?他后来明白了。

刚刚有的同志讲过,人艺“四巨头”、“42小时谈话”,也就是就人艺将来的规划问题,我对其中两个东西特别感兴趣。一个是,是否把人艺办成学者型剧院?我说大概全中国好像没有剧团、剧院提到过这样的方针,办成学者型剧院,我觉得这一条非常重要,远见卓识。第二个,在很多剧院听到指令或者讨论,都没有什么学者味,更不用说剧院是学者型剧院了。

我有时候想起来,我毕业之后干这一行,我的老师王季思先生跟我说过一句话,你要把创作当成一门学问来对待。开始我还不太理解,后来明白了,我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,我到人艺后体会到什么叫做“学者型”。

后来有一次聊天的时候,老于(于是之)突然皱眉头,他说我有个想法,但没想透,他觉得可能是难为作家。苏民老师说,你说吧。因为他们俩岁数差不多,平常是哥们,说话不太计较。他(苏民)说你就道出来吧,启宏也不是那种经不起提醒的人。后来老于就慢吞吞地说了,他说我琢磨李白跟杜甫不一样,跟王维、高适也不同,应该有他独特的东西。我听完后说对啊,什么不同呢?比方说“空灵”这两个字,李白应该写空灵。他(于是之)又说,我还没想好,直觉。我当即表示,我再做几年功课,再考虑考虑。我觉得我好像读懂他了,又好像不太懂。

说李白空灵,我绝对同意。但我觉得空灵是属于诗的范畴的东西,诗讲意境,空灵是属于意境,戏不一样,戏没有矛盾、冲突,没有高潮,没有期待,没有戏剧性,没有戏剧的这些基本东西,恐怕是不行。所以我觉得空灵跟诗意、戏剧是有矛盾的,但我觉得他提的肯定有道理,于是就重新再读史书,重新考虑。

后来我突然从郭老(郭沫若)的一篇著作,写《李白与杜甫》。郭老那本书好像也有不同看法。我从他的一句话得到启发,他说李白是一种情投意合的诀别,我得到启发,既然是诀别,前头肯定是要分手的。因为诀别的话,那就不是一般的,以后不会再见了。但又是情投意合的?我从中得到一种启发。我不管当时人们对郭老文章的评价如何,这一点跟我的想法一致。

既然是诀别,又是情投意合的诀别,可以这么去设想,这里头有戏剧因素在里面。通过我多年研究和分析李白,他的思维有时候是一种间断式,说走就走,是这种思维方式。皇帝召见他,他诗性来了,就仰天长啸,很跳跃的,杜甫不是这样的思维。这种跳跃性的思维不正是诗家的空灵吗?所以空灵在这里,近乎诗,远于戏。我们可以做出鱼和熊掌兼而有之的办法,这恰恰是李白独特的东西,写出来不就是独特的东西吗?所以,《李白》后面的两场戏基本上是按这个思路考虑的。

过一段时间,我又和老于讨论,他点头了,但我看他不是很兴奋,我想也只能这样了。对我不是太满足,也没有办法。他说我以前的意见收回,我听这个话特别感动,我也是没什么本事,当了一辈子编剧,给很多剧团写戏,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领导说过这样的话:我的意见收回了。

老于有几句话我说一下,人与剧本不是领导抓出来的,是作者写出来的,要尊重他们的劳动,要敢于承认自己不如作者,至少在他所写的题材上,你不如他们懂的多。他鼓励创新,创作是创造性的工作,这就决定了他们总不能太安分,总要探索一点新的东西,既然是探索,就会有成与败、得与失、对与错。老于严格要求自己,认为一个剧本不看三遍以上,领导是没有资格发言的。他说有意见,可以用铅笔改稿,如果作者不同意,用橡皮一擦就算了。

作者与剧院的关系,其中重要环节是领导、剧院怎么对待作家和作品。老于总结过几条:首先就是不搞命题作文。编剧创作过程不相同,有人愿意谈谈提纲、听听意见,有人不愿意过早公诸世人,情绪很脆弱,也许就会毁掉一部作品。面对这样的作者,我不催促,不要当教师,剧本的修改不是绝对的,如果提什么改什么,指哪打哪搞不出好作品来。要跟作者交朋友,作者碰到麻烦,卡壳都愿意找领导聊聊,没有什么约束。尊重剧作家,以人为本,对待创作同样以人为本。“请观众允许我代表他们,感谢这些用笔支撑着剧院的人”——这是他给何冀平的书写的序言,有这样一句话。

人艺首演结束之后,编剧通常要上台谢幕,好像这是人艺在1949年后的首创。这是尊重创作家的表现。所以,我说戏在人艺就是有这样的魅力。莫言虽然是大家,也喜欢写戏,写戏成瘾。人艺领导让作家、导演谢幕不是很大的事,但我觉得这种做法是对作家的尊重,我每次去都为之动容。

“北京人的谦逊、有礼、客气、谦和、周到、有面子,讲礼数的质素和人品”

北京人艺荣誉编剧、剧作家何冀平身在香港,通过连线同大家见面,她先就感慨“很难得。”“我现在在香港,这几天一直关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庆典。说到作家和剧院的关系,我很想说的是,我是人艺栽培出来的编剧,我20多岁的时候,还在工厂做工人,赵起扬书记让我到剧院做编剧,但那个时候我想上大学,大学四年,他们都没有忘记我,后来把我从中戏接到剧院,六年当中上演了我的两部戏,对一个年轻编剧这很难得。” 以下为何冀平的发言实录,有字句调整及删减。


我是人艺惯着长大的编剧,后来,再也没有谁这样惯着我,惯得我,不懂得职场上的人情世故,倒也保留了一分单纯。在人艺做编剧,我很幸运,和剧院中多位“大家”相遇相识,受到他们的亲授,要说到人太多,主要说两个人。

曹禺院长看完《天下第一楼》剧本,他在生病,是特意从医院回家,他坐在我和两位导演的对面,很兴奋地谈剧本,从下午谈到掌灯,直说了三四个钟,我是一个发怵别人提意见的作者,但他本身是编剧,他了解编剧,和编剧笔下的人物为什么这样写,所以每一句都说在点上。他不掩饰情感,为《天下第一楼》写下长诗。他对我说,写戏是清苦的,你要坚持下去。

于是之是创作组组长,我生来不太会和人相处,和于老师的接触只是谈剧本。对我们在写的剧本,他心里着急,但从来不催不问,我从表情眼神中看到他的急迫。收到剧本,决不轻易提意见,更不会改,写意见都是用铅笔,意思是可以随时涂去。《天下第一楼》首演,于是之写了文章《贺何冀平》,最后一句:“感谢剧作家,这些用笔支撑着剧院的人。”人艺给作家的是“尊重”,千金难买。

几十年过去,我总记得,此生不会忘,他们是人艺的支柱,良心,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是做人和文化,不论我走到哪儿,写什么,是我安身立命的根本,有这个底子,扬起的就不是浮尘。

有一位比马可波罗更早来到中国的传教士,记录了那个时候的中国。他说,“礼貌、文雅、恭敬、忠厚,随处可见,车子和财物不用锁,牲畜如果走失了,大家会帮助找,粮食虽然少,但对于救济贫民人人都十分慷慨。而那时的欧洲,整天都在打斗、流血、酗酒。”现在社会出现的很多情况,大多都出在文化的缺失。文化,在现今的中国被提得很高,“文运与国运相通”,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魂,传统文化的美德,是经过一代一代认同、确定,沉淀而来。一个剧院的背景是文化。

多数人提起人艺,就说北京味儿,我觉得不准确,应该是那种北京人的谦逊、有礼、客气、谦和、周到、有面子,讲礼数的质素和人品。这些文化在,人艺才在,没有了这些,人艺也就不是人艺了。

曾经的那一代人差不多都走了,我和他们有过很多接触,他们谁也没跟我说过“要按照人艺的路子走”这样的话,但只要他们在我们心里,火炬就不会熄灭,人艺就不会不见了。感谢剧院、导演演员,所有人,是你们把我笔下的人生的刻痕,注入生命,永久地留在舞台上。

创作一部好作品,呈现于舞台,得以流传下去,不是靠物质金钱,是一个有文化的剧院。孟子说:仰不愧于天,俯不怍于地。

祝愿一个有文化、有良心的剧院,走向一百年。

“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孩子,我长大了,成为编剧。”

中央歌剧院编剧、北京人艺荣誉编剧万方,是北京人艺首任院长曹禺的女儿。她在发言中感慨道,“我既是编剧,或者是作家,我还有一个身份,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孩子。作为孩子客套话就不说了,前年我写了一本回忆我爸爸妈妈的书《你和我》,有一段专门谈到我爸爸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关系,以及他对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爱。其中我说到我自己,我觉得一个生命的孕育不光在母亲的子宫里,还有另外多次孕育,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就是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,就是在首都剧场,我从这里孕育出来的。”以下是万方的发言实录,有字句调整及删减。


很荣幸我的第一个话剧作品《有一种毒药》,是北京人艺任鸣导演导的。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首演那天,我到剧院路上,特别激动,那个时候我爸爸早不在了,我一边开车,一边跟他说:爸爸,我的戏要在人艺演出了。我从一个孩子进入到北京人艺创作者的行列,这是我这一生都难以忘怀的时刻。

我的另一部作品《关系》,也是任鸣导演导的。本来这次70周年还要演出,因为疫情关系没有演成。但是《关系》这个戏给我更深的一种体会,不光是剧本和演出当中展现两性关系等等,还有编剧和观众的关系。这部戏是在人艺的小剧场演出,三面有观众,我坐在最靠边的地方,演出我看了好多遍。后来我在看观众,看观众对于一个编剧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滋养,你能够感觉到观众的喜乐、情绪,他们对你,对剧本,对舞台上人性表达有什么反应,对于一个编剧都是非常重要的滋养。

说到文学与戏剧,我爸爸写《雷雨》,上世纪50年代人艺排演的时候,很长一个阶段,戏剧都是以现实主义的形式呈现的。改革开放以后,尤其是近些年来,不仅仅在人艺舞台上,在中国戏剧舞台上,看到了各种各样风格的表达和呈现的戏剧形式。我作为一个写小说、剧本的编剧或者作家,我觉得戏剧自由、文学表达的自由,在做一种深层次融合,戏剧变得越来越自由,戏剧的呈现变得越来越自由。

人艺首都剧场邀请展看到文学作品改编成的戏剧,契诃夫作品《安魂曲》,屠格涅夫《父与子》等,这些都是一种戏剧和文学融合,是一种极有价值的,带有强烈戏剧魅力能够打动人的力量。

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孩子,我长大了,成为编剧。面对70岁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,我有一个感受,一个剧院越老就越年轻。为什么这么说?因为实际上我们在舞台上看到了更多的新面孔、新人,从我爸爸的《雷雨》说起,我看到过很多版,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有三代演员,现在有新的《雷雨》,看到新的《日出》……祝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越老越年轻,希望以后能够继续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作者行列当中,我自己加油努力。谢谢大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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